“气候减缓项目，如绿电等很多能够商业化、取得商业融资，但气候适应项目，如灾害预警系统大部分情况低于商业回报或没有商业回报，因此较难获得商业融资。”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召开的全国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交流会上，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委会副秘书长、广东南方碳捕集与封存产业中心秘书长梁希说。

庞大的融资需求

“我国作为气候变化敏感区，气候风险极易放大为安全隐患、民生难题与发展堵点。”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科技中心产业室主任张雅京在交流会上说，当前气候适应工作仍依赖政府投入，市场化融资渠道匮乏，社会资本参与适应领域建设的渠道和路径有限。

四川省成都市生态环境局邓倩坦言：“在公园城市建设中，水系治理、生态修复同样面临直接收益方面的问题。尽管提升的人居环境可以最终反映在周边土地和房产价值上，但这种价值提升往往‌滞后、间接且受益主体分散‌，难以精准补贴项目投资者。”

“症结在于项目性质。”梁希表示，一座抽水站、一段加固的河堤，其核心作用是‌规避几十年一遇的洪灾损失‌。这对全社会而言，无疑是巨大效益，却很难在财务报表上形成投资人期待的稳定现金流。

当前，流向气候变化适应领域的资金远低于减缓领域，且与国际社会的资金需求差距较大。一个结构性难题是，气候减缓项目能产生明确的商业回报，如可再生能源、绿色建筑、低碳交通等领域的项目，易于吸引商业股权投资、贷款和债券；气候适应项目的核心价值在于避免未来损失、提升社会韧性，如早期预警系统、洪涝管理、水资源管理、调整农业种植模式等，财务回报往往是负向（降低灾害成本）或公益性为主，项目自身的商业回报率普遍较低，甚至缺乏现金流。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相关人员也指出，呼和浩特市生态治理、地下水压采、老旧小区改造等关键工程的效益多体现在公共安全、生态功能、社会福祉的提升，属于典型的‌“正外部性”项目，但市场资本因其直接、明确的投资回报不明显，通常望而却步。

“这造成了气候适应项目的融资困境。”梁希说。

将气候风险从外部成本内化为市场信号

“传统财政补贴、项目融资的模式难以根本解决问题。”梁希认为，当前变革的重心，是金融监管把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从外部成本，逐步内化为影响资产价值和信用评级的市场内生风险。

目前，从政府政策到市场决策的传导路径，是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比如，欧洲央行等机构正将气候风险纳入金融稳定与审慎监管框架。其做法是通过构建未来气候情景（如有序转型、无序转型、温室气体排放等），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压力测试。

中国人民银行则对火电、钢铁、水泥等高碳行业进行了碳价压力情景测试，评估其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潜在冲击。梁希认为：“这种测试揭示的是，气候风险会通过实体经济传导至金融体系，从而构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的基础。”

对于城市建设而言，“这将促使城市管理者和项目开发者认识到，重大基础设施、城市资产（如房地产、公共设施）的未来价值和抗风险能力，必须纳入气候风险评估。”梁希说，否则这些资产未来可能因气候灾害而贬值，成为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影响城市长期信用和融资能力。

在国际上，绘制洪涝、水资源、野火、热浪等气候物理风险地图，可以对具体地址进行风险评级（如伦敦气候风险地图），并构成风险管理的基础。可以说，风险地图与资产定价是将“隐形”风险“可视化”的较成熟工具。梁希认为，通过市场机制，激励适应投资，可改变市场主体“重建设、轻适应”的短视行为。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推出了全国首单“苜蓿气候贷”，这是一项可供国内沿海（台风保险、渔业指数保险）、山地（洪涝风险）等多风险区域产业借鉴的案例。它将“风险数据”转化为“信用资产”，即依托气象部门提供苜蓿种植区精准灾害风险评估（预警准确率从60%提升至85%，预警提前量延长至7天），有效降低金融机构因信息不对称而面临的信贷风险（避免了因重大气象灾害导致贷款违约）。同时，精准的灌溉、收割建议，又进一步提升了种植效率（亩均年节水30立方米，亩均成本降260元），通过科技赋能改善企业的经营现金流和还款能力。

“这样就可以为高风险、低回报的气候适应项目创造一种基于数据增信的商业化融资路径。”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永胜表示。

金融监管与风险管理或将引领变革

“资金缺口与回报错配是深层次挑战。”梁希认为，气候适应融资不应是单一模式，而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主体、多样化的金融工具箱，用于应对不同风险。

河北省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吕玉红表示：“对于雄安新区高标准、全局性的韧性骨架（如雨洪廊道、生态屏障），初期仍需财政资金及政策性银行长期贷款发挥基石作用，其回报体现为千年大计的安全与城市长期价值。”事实上，雄安新区‌在规划时，已将韧性指标嵌入到了规划标准中，是最高效的“预防性投入”，相当于在“资产定价”形成前就锁定了风险溢价，更易吸引偏好长期稳定回报的养老基金、保险资金。

“通过将气候适应项目进行‘产品化’与‘金融化’包装，可以引导资产定价反映气候风险，进一步激发社会资本的内在动力。”梁希说。

具体而言，在“投”的方面，通过风险地图识别气候适应项目和投资需求，区分公共与私人投融资责任边界。在“融”的方面，设计并运用多元金融工具，构建一个能连接公共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融资体系，匹配不同风险收益特征的投资项目。在“管”的方面，运用风险评估、压力测试和风险地图等工具，对资产进行气候风险评级，引导资金流向高韧性领域。在“退”的方面，通过提升资产价值（如气候适应性住房更保值）、降低保险赔付、减少财政事后救助支出等社会经济效益的“正外部性”，实现资本的良性循环和社会总成本的下降。

会议的最后，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综合处处长侯芳总结说：“建设气候适应型城市，是统筹发展与安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民生工程，更是落实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实现2035远景目标的重要抓手。站在‘十五五’新起点，试点城市将持续先行先试，探索汇聚全国经验，让每一座城市都拥有抵御极端天气的强健筋骨，为基本建成气候适应型社会铺就坚实的城市底色。

本次会议在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指导下，由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承办，来自全国39个试点城市、科研院所、行业主管部门的代表齐聚一堂，复盘试点建设成效、拆解各地特色实践、共探气候韧性长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