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态环境治理向纵深推进，新污染物治理已成为当下环保领域的焦点议题，其隐蔽性强、风险复杂的特点，对治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生态环境法典的正式问世，为新污染物治理筑牢了法治根基，中国工程院院士余刚、全国政协委员高吉喜等环保领域专家，结合自身研究与实践，解读新污染物治理的核心痛点与实践路径，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权威指引，也让新污染物治理从“政策推动”正式迈入“法治引领”的新阶段。

专家解读：新污染物治理的法治突破

作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专家委员会专家，余刚院士明确指出，法典的核心价值的在于为新污染物治理奠定了坚不可摧的法治基石。他表示，此前我国新污染物治理主要依托政策文件推进，缺乏国家层面专门法律依据，且长期受国际履约牵引，存在“被动跟随”的局限，而法典第九分编专门设置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条款，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的法定定位，推动治理工作从“尽责履约”转向“主动作为”。

余刚院士强调，法典第645条与第649条的设计极具实践意义，前者确立了新污染物风险管控体系，明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核心职责；后者建立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动态管理制度，通过科学评估锁定管控对象，实现精准施策。这一制度设计既兼顾了科学严谨性与产业承受力，也为后续治理措施的迭代完善预留了空间，破解了以往“管控对象模糊、措施针对性不强”的痛点。

专家支招：精准治理的实践路径

针对新污染物治理的系统性难题，专家们结合实践提出了具体路径。高吉喜委员结合自身工作经验表示，科技赋能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卫星遥感技术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能实现新污染物污染的全覆盖、可回溯监测，为案件取证提供“铁证”，在微塑料、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查中发挥重要作用，大幅提升检察公益诉讼履职效率。

余刚院士则提醒，新污染物治理需兼顾国际接轨与国情实际。他以微塑料管控为例，指出当前其环境风险科学界仍有争议，国际公约也处于谈判阶段，法典未急于将其纳入刚性管控，而是优先管控已成熟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既守住法治底线，也避免给相关产业带来过度压力。同时，他强调，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是关键，需根据科技进展与监测数据及时更新，确保管控措施紧跟风险变化。

专家们一致认为，新污染物治理是系统工程，需凝聚多方合力。既要依托生态环境法典的刚性约束，压实生产、进口、使用环节的主体责任；也要强化科技支撑，推动监测、治理技术迭代；更要加强协同治理，构建“执法+司法+监督”的闭环体系。随着法治体系的完善与实践路径的明晰，我国新污染物治理将逐步实现系统化、常态化，为美丽中国建设筑牢生态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