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国从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的第一年，这一转型标志着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进入精准治理的新阶段。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3.8％左右”，这一指标并非简单的数字设定，而是综合考量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绿色低碳转型进程和国家能源安全底线等多重需求，既衔接了“十四五”时期碳减排成效，又为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筑牢基础，实现了发展与减排的协同推进，避免了“一刀切”式减排对产业发展的冲击。

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表面上看是政策提法的细微调整，背后却是生态环境治理逻辑的深层变革。能耗双控聚焦能源消费的“入口”，以控制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为核心，属于间接控碳模式，其局限在于未能区分不同能源的碳排放差异，将可再生能源与传统高碳能源一并纳入约束，甚至把不直接产生碳排放的工业原料能耗也计入总量，难以充分释放清洁能源的发展潜力。而碳排放双控则盯住二氧化碳排放的“出口”，直接聚焦源头降碳、精准降碳，允许企业在清洁能源替代、技术升级的前提下合理使用能源，更贴合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需求，有利于更好统筹发展与减排、整体与局部、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为先进生产力、绿色产业、清洁能源释放更大发展空间。

从可行性来看，我国已具备推进这一转型的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2025年末风电、光伏装机容量合计突破18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历史性超过石油，形成了煤、油、气、非化石能源“四足鼎立”的能源消费新格局。同时，我国构建了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光伏组件、风力发电机等关键零部件全球市场份额位居领先，实现了全球最快的新能源汽车普及，截至2025年底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397万辆，新注册登记量占比接近50%。此外，全球最大煤电碳捕集示范工程、首个海上CCUS项目相继投用，核心装备实现100%国产化，为精准治碳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我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强度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背后蕴含着发展导向、市场逻辑和国际接轨的多重深刻意义。

第一，绿色发展导向更鲜明。随着转型推进，清洁能源、低碳技术、节能环保产业将迎来更广阔发展空间，储能、氢能、绿色建筑等新兴领域将获得更多政策支持和市场机遇，各地将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推动低碳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市场激励信号更清晰。碳交易市场的不断完善、绿色信贷的定向支持，将构建起“谁低碳、谁高效，谁就拥有更大发展空间；谁高碳、谁低效，谁就面临更强约束”的鲜明导向。绿色竞争力已成为企业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倒逼高碳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能源替代，低碳企业则可通过碳配额交易、绿色认证获得额外收益，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

第三，与全球气候治理更接轨。当前，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已进入实质征税阶段，国际贸易中的碳壁垒日益凸显。实施碳排放双控，不仅能帮助我国企业规避碳关税风险、降低出口成本，更有利于我国更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规则制定，打破“绿色单边主义”束缚，提升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转自：中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