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作出专项部署，明确提出“坚决遏制住固废增长势头”，标志着我国固废治理正式从单一环境问题上升为关乎资源安全、经济质量与公共安全的国家战略。当前，我国各类固体废物年产生量超百亿吨，其中工业固废占比约40%，但综合利用率不足60%，海量固废既是生态隐患，也是待挖掘的资源富矿。这场治理革命的核心，在于打破“末端填埋”的传统路径，构建“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全链条体系。

政策与实践共振，治理成效逐步显现

近年来，政策激励与地方实践形成双向发力的良好态势。“十四五”期间，国家密集出台10多项固废综合利用政策，从《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通知》到《“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构建起“激励+约束”的制度框架。2025年，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联合启动非法倾倒固废专项整治行动，计划用3年时间遏制高发态势，同步推动《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落地，形成全流程监管闭环。

地方示范探索亮点纷呈。河南渑池县作为国家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基地，针对铝工业赤泥、煤矿煤矸石等存量固废，构建五大循环产业链，2021年固废综合利用率达84.7%，年减排二氧化碳45.88万吨，节约处置成本1.9亿元。其创新的“互联网+固废”管理平台，实现产生、储运、交易全流程可视化，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了样本。在“无废城市”建设领域，全国109个地级城市中，91个实现行政村生活垃圾100%收运，71个城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超95%，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较2023年下降4.5%，治理效能持续释放。

工业领域资源化利用水平稳步提升。2024年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59%，对原生资源替代率超50%；再生铜、再生铝国内原料供应占比分别达58.4%和84.4%，已成为工业生产的重要补给。钢铁、火电等行业通过技术创新，推动钢渣、粉煤灰等固废转化为建材原料，实现“变废为宝”的价值重构。

深层矛盾凸显，治理仍面临三重困境

尽管成效显著，但固废治理的结构性难题尚未根本破解。从存量看，历史遗留固废堆存压力巨大，资源型城市普遍面临堆存占地广、生态隐患突出、产业转型乏力等问题，仅渑池县就有赤泥、尾矿等存量固废超亿吨。从增量看，“十五五”期间大宗工业固废产生量仍将高位运行，尾矿年产生量预计突破15亿吨，气化渣年产生量将超1亿吨，增量控制难度不小。

技术与市场的双重瓶颈制约资源化升级。一方面，高值化技术与规模化消纳存在矛盾，单点技术难以解决海量固废处理需求，而低成本大规模利用技术又导致产品附加值低，市场接纳度有限。如退役风电叶片、光伏组件回收行业，因技术不成熟、标准缺失，产业链存在断点，长期堆存易造成二次污染。另一方面，固废来源不稳定、物流半径受限、非市场因素干扰等问题，导致第三方利用企业经营风险较高，项目落地难度大。

治理体系存在短板，协同效能不足。部分地区仍存在“散、乱、污”作坊式回收现象，危险废物填埋处置占比14.8%，距国家10%的目标仍有差距。跨区域协同利用机制缺失，钢铁、化工等行业固废跨区域流转不畅；农村地区固废处理设施薄弱，部分新污染物处置技术依赖进口，监测监管能力有待提升。此外，公众对固废资源化产品接受度低，也制约了产业链延伸。

多维协同破局，构建长效治理体系

破解固废治理困局，需构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效模式”的协同体系。政策层面，应强化顶层设计，落实“一地一策”“一物一策”，对资源型城市历史遗留固废治理给予专项支持，同时完善固废资源化标准体系，推动地方标准升级为国家标准。加大对低成本规模化技术的研发投入，通过“揭榜挂帅”攻克退役装备回收、飞灰无害化处理等“卡脖子”技术，培育专业处置企业。

市场机制创新是关键抓手。培育链主型企业，打造“千万吨级底层技术+高值化配套技术”的产业组合，实现固废规模化消纳与高附加值利用的平衡。搭建区域性固废交易平台，破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推动固废在企业、行业间高效流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通过环保税、绿色采购等政策，倒逼企业主动开展固废减量与资源化利用，让治理成本合理内化于生产环节。

深化“无废城市”建设，推动治理效能提质。按照生态环境部部署，扩大“无废城市”覆盖范围，2027年实现建设比例60%，2035年全面覆盖，推动建设成果从“数量”向“质量”转变。强化科技赋能，推广物联网、AI等技术在固废监测、处置中的应用，提升全链条监管精准度。加强跨区域协作，建立固废协同处置机制，优化处置设施布局，破解区域供需失衡问题。

固废治理不是简单的“消纳包袱”，而是推动循环经济、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路径。随着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技术创新持续突破、市场活力充分释放，固废将真正从“生态隐患”转化为“资源财富”，为美丽中国建设筑牢绿色根基，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