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湖南花垣的锰渣、贵州磷化的磷石膏通过技术转化成为年销数亿的新型材料，当铜陵有色的尾矿渣填充矿山采空区又铺就高速公路路基，中国固废治理正悄然完成一场深刻的逻辑革命。长期以来，600 亿吨的大宗固废累计堆存量与年近 30 亿吨的新增量，既是生态环境的 “心腹之患”，也是沉睡的 “资源宝库”。新时代的固废治理已超越传统的末端清理范畴，在政策引导、技术突破与市场驱动的三重作用下，正走出一条从 “环保负担” 到 “价值创造” 的跃迁之路。

技术创新是打破固废治理困局的核心密钥，而突破“无害化” 与 “高值化” 的双重瓶颈，正是这场技术革命的关键所在。传统处理模式中，尾矿提价、固废堆肥等方式要么利用率低下，要么产品附加值微薄，难以形成可持续的治理闭环。湖南新万润环保研发的 “熔融整体析晶固相一步法”，通过模拟火山爆发的自然机理，将锰渣、磷石膏等多种固废在高温下熔融重构，一步转化为高强度、高耐腐的 “玉芯石”，不仅实现 100% 资源化利用，更彻底破解了有害物处理难题。这种技术路径的颠覆性在于，它不再局限于固废中的 “有价元素” 提取，而是将废弃物整体转化为性能更优的新型材料，其应用领域覆盖家居建材、医疗乃至军工，让固废的价值实现几何级提升。

在工业固废领域，铜陵有色的实践则展现了技术迭代的另一种可能。90 后工程师朱延明团队历经 7 年千余次实验，从 55 次失败中找到钢渣替代水泥的最佳配比，最终构建起包含 127 个配方的全固废胶凝材料数据库。这种材料不仅将固废含量提升至 85% 以上，更通过精准匹配不同矿山尾砂特性，使充填成本降低 15%，同时解决了矿山采空区安全隐患。当这项技术延伸至公路建设领域，更实现了 “每百公里路基消纳 30 万吨尾矿、减少 3 万吨碳排放” 的绿色效益。这些案例印证了一个核心认知：固废的价值潜力并非天然存在，而是需要通过技术创新进行深度挖掘与重构。

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的协同发力，为固废治理的规模化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近年来，国家层面密集出台的政策已呈现明显转向：从过去的环保合规要求，逐步过渡到通过税收优惠、绿色金融、碳交易等市场化工具激励企业创新。2024 年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将工业固废规模化利用、再生资源高值化利用纳入技术研发重点，而 “十四五” 规划中 “2025 年磷石膏综合利用率提升至 57%” 的硬性指标，更倒逼行业加速转型。这种 “政策托底 + 市场激励” 的双重机制，既划定了生态安全的底线，又打开了价值创造的空间。

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则让制度落地更具生命力。湖南溆浦县在引入固废处理项目时，不仅设立“落地专班群” 加速推进，更谋划依托技术构建 “治理 - 利用 - 高值” 闭环产业链，打造绿色材料产业集群；雄安新区用建筑垃圾 3D 打印市政设施，重庆市通过 PPP 模式改造填埋场，这些探索让固废治理从单一项目升级为区域发展战略。正如国家生态环境部所指出的，“十五五” 时期固废处理已进入价值创造的关键期，政策红利与市场需求的叠加，正在催生千亿级的绿色产业市场。

系统化思维下的协同治理，是实现固废价值最大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环科院院长席北斗指出，传统单一治理模式难以适应产业多元化需求，资源循环与污染协同共治的深度融合亟待突破。这种协同性首先体现在技术的跨界融合上：新万润的技术不仅处理固废，更实现磷石膏中硫钙元素的分离回收，既产出新型材料又再生工业原料；铜陵有色的胶凝材料技术则打通了矿山治理与基建工程的壁垒，形成“固废 - 材料 - 工程” 的循环链条。

协同治理更需要打破要素与区域的边界。在固水土协同治理框架下，有机固废可转化为土壤改良剂，既消纳废弃物又提升土壤碳汇能力，实现“废物减量” 与 “生态增容” 的双赢；内蒙古赤峰谋划建设 3-5 个固废处理基地，贵州磷化、湖北祥云等企业抱团对接新技术，展现了跨区域、跨企业协同的规模效应。而智能化管理的介入，更让协同治理精准高效 —— 通过物联网构建的全流程监测体系，可实现固废收集、运输、处理的数字化调度，为多要素协同提供数据支撑。

固废治理的价值跃迁，本质上是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从将废弃物视为“负担” 的线性思维，转向将其视为 “资源” 的循环思维；从单纯的环境治理行为，转向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价值的产业实践。当湖南花垣的锰渣库即将变身年创税收 4200 万元的生产基地，当铜陵的尾矿砂成为替代水泥的绿色建材，这些变化不仅破解了生态难题，更培育了新质生产力。

这条价值跃迁之路并非坦途，技术规模化成本、跨区域协同机制、资源化产品标准等问题仍需破解。但可以预见，在政策持续加码、技术不断突破、市场活力充分释放的背景下，曾经堆积如山的固废将真正成为支撑绿色发展的“宝藏”，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持久动能。

（转自：环保节能管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