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工业节能和绿色转型的重要模式，合同能源管理（EMC）凭借 “节能服务公司投资、企业分享节能收益” 的市场化机制，在过去十年快速普及，为降低工业能耗、推动技术升级发挥了关键作用。但随着行业规模扩大和应用场景深化，这一模式暴露出的不足也逐渐凸显，从盈利稳定性到风险防控，从技术适配到政策衔接，多维度问题制约着其进一步高质量发展。

合同能源管理的核心矛盾，首先体现在盈利模式的脆弱性上。这类项目通常依赖“节能效益分成”，收益计算以 “实际节能率” 为核心依据，但节能率的测算却容易受多重变量影响：工业企业生产负荷波动、原材料质量变化、甚至季节温度差异，都会导致实际能耗数据偏离预期，进而压缩节能收益空间。例如某化工企业的余热回收项目，合同约定按年节能量 2000 吨标准煤分成，但若企业因下游需求减少减产 30%，实际节能量可能降至 1200 吨，节能服务公司的收益将直接缩水 40%。更关键的是，部分高耗能企业为保障短期产能，可能擅自调整生产工艺，间接影响节能设备运行效率，而合同中对这类 “非技术因素” 的约束条款往往模糊，节能服务公司难以维权，最终承担收益损失。此外，EMC 项目投资回收期普遍较长，通常需要 3-5 年，期间若遇能源价格下跌（如电价、煤价下调），即使节能率达标，企业分享的收益总额也会减少，进一步加剧节能服务公司的现金流压力。

风险防控体系的不完善，则是制约合同能源管理推广的另一大短板。从合作端看，部分工业企业存在“履约风险”：一方面，中小企业信用评级较低，节能服务公司难以通过金融机构获取低成本融资，只能自行承担项目投资，若企业后期因经营不善倒闭或拖欠分成款，前期投入将面临无法收回的风险；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对节能技术认知不足，项目运行中若出现设备故障，容易将责任归咎于节能服务公司，甚至单方面终止合同，导致项目半途而废。从项目端看，“技术适配风险” 同样突出：节能服务公司为降低成本，可能优先选择成熟但通用性强的技术（如电机变频、照明改造），却忽视企业生产场景的特殊性 —— 例如某钢铁企业的轧钢车间，高温环境导致普通变频设备频繁故障，不仅未实现节能目标，反而因停机维修给企业造成产能损失，最终引发合作纠纷。此外，多数节能服务公司缺乏专业的风险评估团队，对项目全周期的风险预判不足，例如未考虑设备老化带来的节能率衰减、政策变动导致的补贴取消等问题，进一步放大了经营风险。

在政策与市场的衔接层面，合同能源管理也存在明显断层。尽管国家层面明确将EMC 纳入节能支持政策，但地方执行中仍有 “落地温差”：部分地区的工业节能补贴仅针对 “企业自主投资的节能项目”，将 EMC 项目排除在外；还有些地方在绿色工厂、能效领跑者评选中，未明确 EMC 项目的加分细则，导致企业参与 EMC 的积极性降低。更关键的是，与碳政策的衔接存在空白 —— 当前 “双碳” 目标下，企业节能减碳可获得碳减排量，但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产生的碳收益归属却无明确规定：若碳收益归企业所有，节能服务公司的投资回报未得到额外补偿；若归节能服务公司，企业又缺乏配合碳核算的动力，双方的利益分歧往往导致碳收益最终 “闲置”，未能转化为项目的额外价值。此外，金融支持政策也存在不足：EMC 项目多为轻资产模式，节能服务公司难以用设备、合同收益权进行抵押融资，而针对 EMC 的专项信贷产品较少，利率普遍高于普通工业贷款，推高了项目的融资成本。

合同能源管理的这些不足，本质上是“市场化机制” 与 “工业场景复杂性”“政策体系滞后性” 碰撞的结果。要推动其突破瓶颈，既需要完善合同规范（如明确节能率测算标准、细化非技术因素责任），也需要强化政策协同（如将 EMC 项目纳入碳收益分配体系、推出专项金融工具），更需要节能服务公司提升自身的技术适配能力与风险管控水平。唯有多方发力，才能让这一模式真正适配工业绿色转型的需求，实现从 “规模扩张” 到 “质量提升” 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