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垃圾围城” 还是令人头疼的环境难题，如今，形势却发生了戏剧性反转 —— 中国的垃圾竟然不够烧了。这一现象引发了广泛关注，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原因和影响？让我们一探究竟。

在陕西渭南蒲城县，一家垃圾焚烧厂规划时要集中处置全县城区及众多乡镇的生活垃圾，满负荷运行每年能焚烧超18.25 万吨垃圾，发电 7800 余万千瓦时。但 2023 年，这家厂实际只处理了 13.3 万吨垃圾，产能利用率仅 70% 左右。同样，陕西汉中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也因垃圾量不足，每运行 3 个月就得停产 1 个月来收集垃圾，设备运转断断续续。目光转向河南，周口市商水静脉产业园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自 2021 年启动后，因垃圾量严重不足，连续几个月单炉运行甚至停炉，运营状况一度艰难。

据E20 研究院调研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垃圾焚烧厂平均负荷率约为 60%，这意味着 40% 的产能处于闲置状态。从全国范围来看，2023 年全国垃圾焚烧发电厂 “计划内停运” 83467 天次，部分焚烧炉超过半年未开机。若按一个垃圾焚烧厂 3 个焚烧炉的配置计算，相当于 76 个垃圾焚烧厂全年停摆，产能浪费情况可见一斑。

时光倒回过去，2011 年，北京每日产生 3 万吨垃圾，周边大型填埋场每日却只能处理 2 万吨，垃圾堆积如山，填埋场周边腐臭弥漫，地下水被污染，居民苦不堪言。2000-2020 年，短短 20 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量从 1.4 亿吨飙升至 3 亿吨，且增长迅猛。那时，垃圾处理主要靠露天堆放、简单掩埋，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还造成严重的土壤、水源污染，垃圾焚烧技术不成熟，露天焚烧产生的刺鼻气味、有害物质，让周边居民怨声载道。

如今，不少城市告别原生垃圾填埋，垃圾焚烧成为主流处理方式。全国垃圾焚烧厂超1000 家，日处理垃圾能力达百万吨，垃圾焚烧厂数量 10 年间增长近 9 倍，处理能力增长 16 倍。曾经为解决 “垃圾围城” 拼命建设的焚烧厂，如今却面临 “吃不饱” 的尴尬。

回溯2003 年，建设部发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拉开垃圾焚烧市场化大幕。在政策激励下，资本蜂拥而入，垃圾焚烧厂建设按下 “快进键”。2003-2022 年，短短 19 年，我国垃圾焚烧规模从 1.5 万吨 / 日飙升至 80.5 万吨 / 日，无害化处理能力中焚烧占比从 7% 跃升至 73%。一些地方在规划时过于乐观，对区域发展、人口增长、垃圾产生量预估过高。以河南为例，2019-2020 年集中上马数十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大规模投产后，产能利用率不足问题凸显，部分项目不得不寻求掺烧工业固废维持运转。

这种过度超前建设，使得不少地区垃圾焚烧产能远超垃圾产生量。从全国范围看，垃圾焚烧处理能力不仅提前完成“十四五” 规划目标，甚至大幅超额。当潮水退去，才发现谁在裸泳，产能过剩的 “后遗症” 逐渐显现，垃圾焚烧厂 “吃不饱” 成了必然。

如果说产能扩张是从供给端埋下了“垃圾不够烧” 的伏笔，那么垃圾分类则是从需求端按下了垃圾减量的 “快进键”。2019 年，住建部等多部门发布通知，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一场全民参与的垃圾分类行动在各地火热展开。

以上海为例，自2019 年 7 月 1 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垃圾分类成效显著。2023 年 1-10 月，上海可回收物日分出量 7637 吨，有害垃圾日分出量 2 吨，湿垃圾日分出量 9391 吨，干垃圾日清运量 17325 吨。对比 2019 年 1-6 月，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分出量分别增长 1.8 倍、14 倍和 0.7 倍，干垃圾清运量减少 15%。曾经被混在干垃圾里的可回收物被大量分离出来，废纸、塑料、金属等有了新的归宿，不再进入焚烧厂；湿垃圾也被单独收集，进行堆肥、厌氧发酵等资源化处理，分流效果明显。

在北京，截至2023 年底，全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达标率达到 95% 以上。越来越多的居民养成了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厨余垃圾分出量不断增加，进入焚烧环节的其他垃圾相应减少。据统计，2023 年北京生活垃圾清运量比 2019 年减少了约 10%，垃圾分类对垃圾减量的贡献不容小觑。从全国范围看，随着垃圾分类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城市的垃圾减量效果开始显现，为垃圾焚烧厂的 “饥饿” 现状雪上加霜。

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一场激烈的 “抢垃圾” 大战悄然打响，各种乱象也随之滋生。在湖南，两家垃圾焚烧厂为了争抢垃圾，竟然给物业公司支付 “介绍费”，每吨垃圾能给出 50 元回扣，这种公然行贿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被中央环保督察组通报批评。

跨区域收垃圾成为常态，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了获取更多垃圾，将触角伸向周边县市。河南商水静脉产业园接收了项城市全域生活垃圾、淮阳乡镇和周口中心城区部分垃圾；咸阳市垃圾焚烧厂接收了礼泉县以及周边县市的垃圾。这种跨区域收运，不仅增加了垃圾运输成本，还可能导致区域间垃圾处理责任划分不清，引发管理混乱。

更有甚者，把主意打到了已经填埋的垃圾上。2024 年，广州兴丰应急填埋场通过审批，重新开挖已经被填埋的 350 万立方米垃圾，海口、上海、武汉等多个城市也纷纷加入这场 “地下竞赛”。开挖填埋垃圾，不仅工程量巨大，还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填埋场周边的土壤、地下水都面临着被污染的风险。

在浙江，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了抢垃圾，甚至打起了价格战，不断提高垃圾处理费，扰乱了当地垃圾处理市场的正常定价机制。而在江苏，部分垃圾焚烧厂与当地环卫部门勾结，通过不正当手段垄断当地垃圾资源，排挤其他正规企业。这些乱象不仅损害了行业的健康发展，也对环境造成了潜在威胁，亟待规范整治。

面对垃圾焚烧厂“吃不饱” 的困境，行业内积极探索破局之道，为可持续发展寻找新方向。在拓展处理对象方面，不少焚烧厂开始 “跨界”，将一般工业固废纳入处理范围。在广州福山循环经济产业园，通过技术升级，利用垃圾焚烧设施富余产能协同处置一般工业固废，实现了资源的二次利用。一些地区还尝试将餐厨垃圾、污泥等与生活垃圾混合焚烧，拓宽 “食物” 来源。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有超 20% 的垃圾焚烧厂开展了协同处置业务，有效缓解了垃圾量不足的问题。

此外，还可以通过跨区域调配垃圾，合理规划服务范围来改善这一现象。惠州打破行政区域限制，按照“市级统筹、县区落实，等量置换、就近处理，跨区协同、适度补偿” 原则，对惠城、惠阳、博罗三县区生活垃圾进行跨区调配，既缩短了运输距离，又提高了焚烧厂产能利用率。遵义市通过合理规划垃圾焚烧厂服务范围，保障各厂基本运营，全市生活垃圾实现统筹调配，朝着原生生活垃圾 “零填埋” 目标迈进。

同时，技术改造与精细化管理也至关重要。上海环境通过创新烟气净化工艺选型，采用SCR + 组合工艺，在保证环保效果的同时降低成本；改造蛇形管省煤器、一次风空预器及凝汽器扩容，提升发电效能与稳定性。从全国来看，通过技术改造和精细化管理，部分垃圾焚烧厂的发电效率提高了 10%-15%，运营成本降低了 15%-20%。

“垃圾不够烧” 这一现象，是中国在垃圾处理领域取得显著成效的体现，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通过优化产能布局、持续推进垃圾分类、整治行业乱象以及探索多元破局之道，我们有信心实现垃圾处理的可持续发展，让垃圾处理行业在新的形势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