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是有潜伏期的。研究显示，从多环芳烃暴露到肺癌发病间隔约为10年—30 年，大致相当于肺癌风险整体向后平移 20 年。” 5月18日，在第19届POPs论坛上，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陶澍在分享中表示，多环芳烃的毒性显著，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危害具有较长潜伏期，现在采取减排措施是为了20年以后的健康。

图为陶澍在作大会报告

多环芳烃是指两个以上苯环以稠环形式相连的有机化合物，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效应，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它可以通过呼吸道、皮肤、消化道被人体吸收，可能诱发皮肤癌、肺癌、胃癌、膀胱癌等。其具有持久性、毒性和长距离输送潜力，虽然没有生物富集和放大效应，但是由于排放量大，在环境中广泛存在，其暴露对人类健康构成较为严重的威胁。

基于此，世界各国都把多环芳烃列入重点监测和管控的污染物名单中。美国环保局EPA提出的 129 种“优先控制污染物”中，多环芳烃类化合物有16种。

“多环芳烃是很重要的大气污染物之一，有很多证据显示，它是对人体健康危害最大的有机污染物之一。”陶澍介绍，以往研究多关注苯并[α]芘这一高致癌性的多环芳烃化合物，目前研究发现，二苯并芘的致癌性、致突性更强，虽然其排放量在全球多环芳烃的排放量占比并不高。

陶澍团队经过多年研究，建立了高分辨的全球多环芳烃排放清单。

研究结果显示，生活源（固体燃料燃烧）是主要的多环芳烃排放源，其次为焦化工业等。由于生活源排放下降，全球多环芳烃的排放已在1998年实现达峰，随后呈现下降趋势。不同国家的多环芳烃排放呈现显著差异，对于中国和印度，生活燃煤、秸秆薪柴燃烧等始终是多环芳烃最主要的排放源；对于一些发达国家，交通源、工业源是主要排放源；对于巴西，野火的排放贡献则最为显著。

在城市化进程加速、能源转型持续推进以及多环芳烃减排技术不断发展的多重驱动下，我国大气中多环芳烃类物质的平均浓度已显著下降。

陶澍介绍，从1960年—2021年，我国以苯并[α]芘代表的多环芳烃平均浓度先升高，于20世纪90年代达到最大值，此后呈下降趋势。

这受到多种因素驱动。其中既包含发电能耗、交通能耗、工业炼焦产量、民用生活能耗增加的“正驱动”，导致多环芳烃的排放持续增加。也包含我国全面取消土炼焦，持续推进能源转型政策，对工业、交通领域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加严的“负驱动”,促进多环芳烃排放减少。

“所有正驱动和负驱动叠加，共同作用下，导致了多环芳烃排放净变化的减少。” 陶澍特别肯定了我国所采取的减排政策：“如果期间我国没有采取有效的减排措施控制污染，让‘负驱动’产生的效益抵消‘正驱动’所致的排放增加，多环芳烃的净排放会持续增加。”

陶澍介绍，多环芳烃的减排措施带来的健康效应是滞后的。定量研究指出，由多环芳烃暴露到肺癌发病的间隔大致在10年—30年，大致相当于肺癌风险整体向后平移20年。此外，肺癌整体风险因人群基因易感性变异而增强。

“我们现在减排是为了20年后的健康。” 陶澍表示，当前对多环芳烃的有效控制，不仅是应对当下环境挑战的必要举措，更能为未来的公众健康筑牢根基。